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关口。刚刚过去的2024年可谓罕见的“全球大选年”，世界各国政局变动与波折让人目不暇接。值此历史关键节点，重视政党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聚焦世界政党与国家治理相关研究，客观总结各国政党政治与治理体系变迁的经验教训，力求推动中国话语下的比较政党研究理论创新，无疑是恰逢其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与中联部世界政党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于2025年5月16-18日联合举办第八届世界政党与国家治理论坛。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周淑真教授受邀出席论坛，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从超级选举年看西方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困境”的主旨发言。
周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西方政党政治现实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第一，研究世界政党政治必须要重视研究西方政党政治。因为政党和政党政治发源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并通过选举体制、宪政体制、规范政党政治等做法，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和借鉴。但在进入到21世纪后，欧美的政党政治经历了剧烈变化，从政治极化加剧到精英政治瓦解，从民粹主义兴起到传统政党组织功能弱化，尤其是经历了金融危机、难民危机和新冠疫情等风险的冲击后，西方政党体制的运作能力和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政党政治理论与现实发展脱钩。以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上台执政和英国脱欧为标志，西方政党政治开始真正出现结构性问题。2024年超级选举年，深受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影响，欧美各国深陷经济增长不利，通货膨胀，物价高涨，高失业率等民生问题，排外主义等民族情绪蔓延，西方各国基本上都是在野党胜利，执政党失败，激进派胜利，中间主流派失败。这进一步印证了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极端化、碎片化和民粹化的发展现状。这造成了政治发展不稳定和政策不连续，对各国政治社会的有序运行造成了严重危害。
第二，西方政党政治结构性困局的一些表现。美国近些年政治极化导致治理低效，府会斗争导致政策多变，司法干政导致制衡越界，选举乱象导致民主褪色，民众信心下降导致社会动荡。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依赖短期的选举利益，削弱了政党治理的质量和长期政策的稳定性。共和党出现了严重的特朗普化，民主党则进一步地身份标签化。2024年的总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不仅没有体现出自我纠错能力，反而成为进一步变乱交织的加速器。英国的选举延续了其自脱欧以来持续衰弱的态势，两大主流政党工党和保守党的总得票率仅为57.4%，这是自1923年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则出现了悬浮议会的局面，国民议会当中左翼、中间派和极右翼三足鼎立，使得政府施政阻碍重重，其半总统半议会制遭到制度上的破坏。德国既有政党解体，政治碎片化，选举和议会有效政党的增加，同时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日趋激烈，边缘反建制政党加速发展，冲击中间地带传统大党，地区政治差异化严重，民粹政党在东部的影响力远超西部。
西方政治结构性困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党，二是政党制度，三是政党政治。我们可以从“力”“理”和“势”三个方面来分析。在“力”的方面，近期西方政党表现非常令人失望，治理能力低下。在“理”的方面，西方政治现实与理论出现了脱节的现象，理论难以解释现实情况。在“势”的方面，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国家社会的发展大势，政党政治在各国兴衰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党政治作为一个关键性变局影响了世界格局。
第三，当前的政党政治面临着变革与发展。首先是我们对于欧美等西方政党政治研究的理论反思。我们应当重新评估政党的衡量标准与责任，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类型模式进行新的定义。从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讲，政党具有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录用功能。而美国的政党现实则是以选举取胜为第一位，这就导致了政党老人化、标签化、个人化现象严重，已经选不出有德有能的政治家。英国也不再是责任政府和责任内阁，保守党自2016-2022年间换了5任首相，这暴露出保守党内的分歧与混乱，英国脱欧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和丑闻的冲击，我们没有看到执政的保守党是如何履行其政治责任的。刚上台的工党的得票率仅有33.7%，使人们不得不质疑其执政的合法性。德国的“5%条款”和两票制都阻挡不住小党进入到联邦议院，政治碎片化程度加深。其次，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全球南方和西方国家都要更加借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政党制度中独具魅力的一种类型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使得国家更有凝聚力，使得政党的治理能力得到提升，我们要加大研究力度，让中国的政党制度为世界所认识。最后，我们要构建政党政治学科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提供更加严密详实的知识结构，分析框架和概念理论，填补世界政党政治研究的空白，这也是世界政党政治智库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自由讨论环节，周淑真主任对参加论坛的学者进行了精彩点评，各位学者就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研究中心的王康博士参加了会议。
